北漂三年,我終于明白房子的意義所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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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心起房價的,自己都不記得了。

 

14年初來北京住在東五環黃渠地鐵附近新開盤的一個小區,四周很荒涼,除了有個“歐尚”大超市,想下頓館子都沒有多余的去處。小區物業很差,水管什么的隔三差五崩壞,保安說話的聲音像極了中學時代氣急敗壞敲黑板的數學老師,若是晚歸碰上,對方總沒什么好臉色。e?;蜇S巢這類密碼箱尚未進駐小區,日常替我們收快遞的是隔壁樓底層開超市的女老板,一單一塊,多放一天,再多交一塊錢。

 

她很愛笑,也喜歡和年輕的小白領嘮嗑。有一次,我熬夜趕稿子困的不得了跑去買廉價速溶咖啡飲料,她哄好熟睡的兒子,起身來外屋結賬,打著哈欠唏噓:“還是給自己打工好哦,至少想不加班就不加班。”神情語首滿是看盡人間蒼涼后對眼前裘衣暖被的欣慰感。

 

可是,她明明前幾天還對另外一個姑娘羨艷:要是不守著這個爛攤子,我指不定也能混個總監當當……

 

人性的傲慢與慈悲,或許原本就是一回事兒。我沒有再搭岔兒,拎著袋子走出去的片刻聽到背后傳來:“光喝咖啡可對身體不好啊,要不要再帶罐酸奶?”可愛到莫名想笑,看來全天下的老板娘都把顧客當酒鬼來哄,跟哄小孩兒似的。那一年,我不太把身體健康放在計劃的備忘錄里,經常熬夜,胡吃海塞,看著對樓的燈光一盞一盞有節奏地熄滅,手指摸著發燙的鍵盤覺得蕭索又踏實。我知道,我逐漸摸到了內心的開關。

 

 

 

和我一起合租的,是我的攝影師朋友奇奇和一對情侶,大家是有過交集的熟人,知根打底,住起來放心。

 

奇奇是我原來在雜志社搭檔的攝影師,住我隔壁,春天里雨水恣意的周末我們一起窩在他的屋子里看電影,宜家的懶人沙發,他騰出來給我坐。出于回報,我負責出謀劃策幫他去追姑娘。

 

住在主臥的情侶分別稱他們“徐哥”、“郭姐”,我和郭姐的關系近一點,發燒的時候,她放在我床頭的那碗熱湯面成為我愛上這座城市的第一個理由。見我生活能力弱,她幾乎包攬了家里的大小事宜,還耐心的給我講解哪些衣物是不能扔進洗衣機里的。除我媽之外,她是唯一一個整日叮囑我“少叫外賣”的人,隔三差五敲開房門來給我送熱飯熱菜。

 

整個樓層只住了我們這戶,每次夜里聽到走廊外的走路聲,我都會下意識地捏緊脖子里那條紅繩串起的項鏈?;蛘?,跑出去找郭姐說話。

 

郭姐比我大七八歲,穿著連衣裙在鏡子前踮腳轉圈的樣子,像個小姑娘。多數時間里她擔得起“溫婉淑慧”中國式傳統美嬌娘的稱號,脾氣好,為人處事細膩周到。她僅剩無幾的兇悍虎檔,暴露在她和男朋友徐哥吵架的那面。

 

兩個人的聲音狹雜著不甘與不舍共存的微妙情緒,你來我往,分庭相抗,互不相讓,廝打起來的狂熱,幾乎讓人忘記他們剛剛公布“歲月靜好”的如此婚訊。

 

“吾心安處即是鄉”其實是個偽命題。兩個異鄉人,在北京這座齲齒難生的城市里,努著脖子地想要探出一塊空地來供養純粹的愛情,太難了。在決定結婚的這一年,他們必須要面臨的是房子、社保、婚齡,兩家大人維護自家孩子的錙銖必較,以及考慮到下一代教育問題時產生的分歧。

 

當時,我們附近小區的房價大約在25000一平米,六號線開通不久,房價已然如開水沸騰溢出的狀態,每天一睜眼,就是一個新的價錢。

 

“我非常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房子,可是除此之外,真的找不到拯救孤獨的辦法了。”

 

房子在如今的社會里早已不單單是居住場所,層層剝繭之下,最終攤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家庭,一種選擇,生存的細霧與慈悲。

 

和房子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還有婚姻、教育、醫療、社保,無論從哪方面理解,房子的意義都并不廉價。我所在的小區因為是回遷房,房本還沒有下來,房主們一般只靠租賃搞收益,而沒有買賣的權利。因為婚房的問題,郭姐和徐哥老吵架,郭姐要考注冊會計師辭職在家學習,徐哥換了更高薪的工作,賺不少,對于買房仍杯水車薪。

 

對將來的寄望是一種苛刻。那個時候,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以后——總覺得眼前的窘迫、擁擠和雜亂無章都是暫時的,生活主導權在我自己手里,只要愿意,可以隨時離開,去追尋更輕盈的屬于真正年輕人的理想世界。事實上卻是,我們都一樣,都是等待季節性陣雨的沙漠植物,老天不賞面子,便只能選擇拼命扎根生存下去。

 

 

 

搬離這里之前,郭姐在屋子里穿上了婚紗。

 

現實面前,我們的房與愛都是赤裸的。從小到大,不管中國人如何熟稔規避、隱瞞和岔開話題,在你進入社會后,房子自然會告訴你關于這個世界的真相。

 

我不知道她們現在有沒有在北京買房,按照他們的存款,在二線城市全款買套舒適的房子綽綽有余,但這意味著要放棄這些年里在北京積攢下來的優渥資源。前進或妥協,又有什么分別。

 

 

 

在那間屋子里將近住了兩年,愣生生把我這么一個熱愛下雪的現代文藝女青年逼成了,恨不得抱著暖爐穿越到清宮劇的腹黑小主。房子是燃氣自采暖,為了省錢,大家商量只在下班回去后摁開按鈕,七點鐘到家,九點鐘熱起來,十一點關掉,睡前閉眼就墜入死一樣的冷寂。

 

哆哆嗦嗦醒來,拎著包去上班,身體里還有股憋著的尿意,是出門前看到洗手間里有人忍住沒敲門的戰果。打算去地鐵里的公廁解決。唯一讓我覺得欣慰的是,每天早上風雨無阻停在小區門口的金絲絨座椅豪車——只要5塊錢,就能快速送到地鐵站。

 

蹦蹦的師傅沒有出租車師傅那么健談。

 

人間的花花詭辯,敵不過孩子上幼兒園的昂貴獄煉。

 

 

房子

有時候我坐在樓下的木制長廊里發呆,看著小區里遛狗的雍容老太太和門外抽著煙一臉漠然、轉眼看到年輕男女笑意盈盈撲上去的房屋中介,有種時空錯亂感。

 

總為浮云能蔽日,長安不見使人愁。我的第一次搬家非常倉促,房子的續簽合同剛簽完,中介便反悔,不再愿意把房子租給我們,他們需要用更高額的價格,租給更年輕的畢業生,即便我們主動提出“加個三五百也無妨”的請求,對方仍舊無動于衷。

 

為了逼走我們,中介經常來鬧事,砸門、破壞水表,在工作日時間打電話威脅我們:“一周之內,再不搬走,就別想要押金了!”

 

聽他們的,我們乖乖打包好了行李,在離開的那天卻仍然沒有收到應有的押金。這一次搬家經歷幾乎算得上逃亡,徐哥說這個黑中介團伙勢力很大,幾乎壟斷了東五環的房源,這個小區里很多租戶都吃過虧,硬碰硬,沒什么好結果,還不如抽時間盡快找房子。

 

一年后,我在騰訊房產的新聞上再次看到這個小區,才知道,原來這里是全北京有名的黑中介聚集地。曾經有個姑娘被逼到差點跳樓。

 

 

 

后來的幾次搬家,居住條件改善了很多。但這種無力感已經深深滲入了我的內心深處,我第一次有如此強烈沖動:想擁有套獨立的房子,不用很大,只要房產證上是我的名字就可以。

 

有很多人看不上日劇《東京女子圖鑒》中的女主角綾,覺得她是偽女權主義,一路披荊斬棘,最終仍舊不過是驚慌都市中背負著堅硬外殼的游離者。有過幾段無疾而終的感情,買了房,40歲時在馬路上看到其他閃著光的女性仍舊會側目,激發戰斗欲的作女。

 

但根據我所了解的現實版“北京女子圖鑒”這幅活色生香的時代拼圖里,這已經是千千萬萬個從小城里出來的“綾”中最上進、最為出類拔萃的了,并非所有人,都能夠在大城市中最終獲得安隅之所。

 

她或許沒有抵達,但絕對沒有迷失。

 

大凡事物必有順序,看得太超前了容易忽略腳下。另一方面,光看腳下也要不得,稍不留神就容易撞個頭破血流。所以在現代生活,要在往前看的同時按部就班處理好眼下的事物,這樣的功力很難。

 

買房更要看時機,14年住在我們隔壁小區想要買房的朋友,觀望著,觀望著,房價就從兩萬五變成了七萬。這已經不是說正常人努力工作幾年的問題了。

 

買得起,就按照有房子的邏輯過;買不起,就利用時間的空子填補快樂。

 

這樣的方式比較可取。

 

 

 

有新聞報道說“90后可能成為不買房的一代”,是不想買,還是買不起?是個深究下去會顯得無理取鬧的問題。在共享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,越來越多的房租形式可以讓年輕人活得更舒適,這毋庸置疑,生活質量會按照個人逐步的財富積累與微妙的心態轉變,更貼合需求本身。但是,我們這一代真的對不買房無所謂了嗎?

 

心理學研究發現,任何的外部刺激(不論是消極還是積極),最終都會被“適應”,這叫刺激適應。所以,有的人想買房,買不到,就說不想買了,也不是沒有可能。

 

172年前,梭羅做了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,他從康科德鎮上借來一把斧頭,遠離人群,獨自來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深處。斧頭是他唯一的工具,用來砍松樹,削木料,立屋脊,他用大自然饋贈的天然材料,建造了一座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。脫離社會關系,只面對基本的生活事實,與中國古代隱士避世之愿念不謀而合。但也僅僅維持了兩年而已。

 

瓦爾登湖或許是每個人內心的一片桃花源,武陵已去,大夢不再。梭羅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已看清的事實:文明是自然的侵蝕者,可又有誰能阻止的了社會化滾滾向前的腳步。

 

疲勞過度的理想主義,終有一天對房價皈依。

 

崇岳,莽原,大山,廣川,密林,麥田,在詩人的筆下擁有無盡價值并屬于每一個平凡人的時代——已經過去了。放在今天,即便是超級網紅陶淵明想要傍山而居,都得先掏錢。

 

當我們談論房子的時候,在談論什么。究竟是人類給自己的行為樹起了高林,還是社會的發展為我們的內心筑起了怪誕高墻,已經不重要了。有房沒房,誰都不必有優越感。歸根究底生命不過也是從上帝那里暫時租來的,使用日期,同樣有限。(買不到房之前我都會這樣說)

 

但非要讓我說點狡黠的實話用做結尾,還是盡量賺錢買房吧。

 

 


作者|閆曉雨,一個在城市角落里及股市的少女。公眾號:小鎮姑娘(ID:zhaohua28),如果你有故事,請來講給我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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