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言:我的大學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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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莫言

 

大學的夢想,從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人華東師范大學時就開始萌發。當時,在我們鄉下,別說是大學生本人,就是大學生的家人,也受到格外的尊敬,當然也不乏嫉恨。我在自家的院子里,常常聽到胡同里有人議論:“別看這家房子破,可是出過大學生的!”偶爾還聽到有人壓低了嗓門議論:“這家是老中農,竟然出了一個大學生!”有一年寒假,大哥回家探親,趁他睡著時,我把他的?;胀低档卣聛?,戴在自己胸前,跑到街上,向小伙伴們炫耀。小伙伴們諷刺我:“是你哥上大學,又不是你上,燒包什么?"那時我就暗下決心,長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學,做一個大學生。但隨著階級斗爭的呼聲越來越高,惟出身論搞得越來越兇,我的大學夢也越來越渺茫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爆發,大學停止了招生,我的大學夢就徹底地破滅了。不但大學夢破滅,連上中學的權利也因為家庭出身中農而被剝奪了。按照當時的政策,中農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學的,國家要剝奪的是“地富反壞右”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.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,中農的孩子基本上也都被趕出了校門。制定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,他們知道,剝奪階級敵人的后代受教育的權利,是鞏固紅色江山的一個最有力的措施。

 

“文革”后期,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,按照政策來說,農村青年,家庭出身只要不是“地富反壞右”、具備了中學的同等學力、勞動積極,都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推薦,免試進入大學。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。那時大學招收的學生少,每年的招生名額,到不了村這一級就被瓜分光了,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其實是一句美麗的謊言。后來出了個張鐵生,靠著一封信上了大學?,F在提起他來,人們大都嗤之以鼻,但在當時,我卻十分崇拜他。張鐵生的成功喚醒了我的大學夢,使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。雖然我沒有讀過中學,但在家看過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學課本,盡管數理化不行,但語文的實際水平比那些讀過中學的貧下中農子弟要高許多。于是我就給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周榮鑫寫信,向他表達我想上大學的強烈愿望。信發出去不久的一個傍晚,我勞動回來,坐在灶前幫母親燒火做飯,看到父親像喝醉了似的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。他的手里,攥著一封信。我本能地感到這封信與我有關。,父親站在灶前,渾身打著哆嗦。他注視著我,臉在灶火的映照下放著紅光。他對我說:“你想怎么呢?”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給了我。那是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公用信封,已經被撕開,我從里邊抽出一張印有紅字抬頭的公用信箋,借著灶火,看到信箋上用圓珠筆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字。大意是信已收到,想上大學的愿望是好的,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,好好表現,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。我雖然知道這是官腔套話,但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動,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復信,我一個農村孩子,能折騰得國家教育部回信,已經創造了奇跡。我聽到父親和母親低聲說了一夜的話,知道他們的心情很復雜。接下來的半年里,我給省、地、縣、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了許多信,向他們訴說我的大學夢想,但再也沒有回聲。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學夢,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,好像看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。生產隊里的貧農代表當著許多人的面對我說:“你這樣的能上了大學,連圈里的豬也能上!”他的話雖然難聽,但在當時的情況下,確是到了家的實話,其實,即便隊里的豬上了大學,我也上不了。

 

當時的農村青年,要想脫離農村,除了上大學之外,還有一條路就是去當兵。當兵時如果好好表現,就可能被推薦上大學,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軍官。這是一條金光大道,但對一個中農的兒子來說,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要難。從十七歲那年開始,我每年都報名應征,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來。不是身體不合格,是家庭出身不合格。家庭出身在理論上也合格,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貧下中農子弟都想當兵,怎么可能讓一個老中農的兒子去呢?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,機會終于來了。一九七六年征兵時節,村子里的干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到昌邑縣挖膠萊河,適齡青年在工地上參加體檢。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,沒去挖河,在公社駐地與社直機關的青年一起參加了體檢。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,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么重要,平時就注意團結他。征兵開始,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,讓他送了去。再加上許多好人幫忙,就這樣混進了革命隊伍。

 

到了隊伍里第二年,高考恢復,我們的領導以為我是高中畢業生,就給了我一次復習功課準備來年參加高考的機會。報考的學校是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學院,專業是計算機終端維修。領導把這個決定告訴我時,我真是百感交集,連續三天吃不下飯。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沒有墨水,除了能寫作文外,數理化幾乎是一竅不通。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為等于五分之三,而距離高考只有半年的時間,怎么辦?考還是不考?最后還是決定考。我讓家里把大哥的那些書全部寄來,開始了艱難的自學。學到來年六月,總算入了點門,感到考試不至于得零分時,領導告訴我,考試的名額沒有了。這又是一個讓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,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費了,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。后來我知道,那年參加考試的人,多半是一些軍干子弟,他們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,但還是照顧人了學。如果我參加了那次考試,沒準也能被錄取,如果被錄取,我就很可能成為了一個無線電技師,而不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。

莫言的大學夢

就在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了時,大學卻突然對我傲開了大門。那時我已經參加了黨政干部基礎課的學習,半年內很輕松地通過了四門,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專文憑,這時,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恢復招生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。我帶著已經發表的幾篇作品跑到軍藝時,報名工作已經結束,我的恩師、時任文學系主任的徐懷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,興奮地對當時在系里擔任業務于事的劉毅然說:“這個學生,即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。”參加文化考試時,政治和語文我很有把握,沒有把握的是地理,但機緣湊巧,考試時,在我面前的墻上,掛著一張世界地圖,還有一張中國地圖,有一道題是讓回答圍繞著我國邊境的國家,我準確無誤地答了這道題,還有一道關于等高線的題我憑著直覺也答對了。這樣,我就以作品最高分、文化考試第二名的優秀成績進入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,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專生。

 

那一屆進入軍藝文學系學習的學生,有幾位已經大名鼎鼎,最有名的如濟南軍區的李存葆、李荃,沈陽軍區的宋學武,南京軍區的剛,都得過國家級的文學獎,其余的同學也都發表過很多作品。當時我們是白天聽課,晚上寫作。四個人住一間宿舍。為了互不干擾,許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慢,進去后能使人迷路。我們宿舍里的人徽,還保持著一覽無余的樸素面貌。那時天比現在冷,暖氣不熱,房間里可以結冰。寫到半夜,餓了,就用“熱得快”燒水煮方便面吃。聽說方便面要漲價,一次買回八十包。深夜兩點了,文學系里還是燈火通明。有人就敲著鐵碗在樓道里喊:“收工了!收工了!”有人把我們宿舍叫做“造幣車間”,我是頭號“造幣機”。我們系是干部專修班,沒有幾個老師,大部分的課要外請老師來講。北大的老師、社科院的老師,凡是跟文學沾邊的,幾乎被我們請了一個遍,還請來了許多社會名流。這樣的方式,雖然不系統,但信息量很大,狂轟濫炸、八面來風,對迅速地改變我們頭腦里固有的文學觀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。請來的老師大多數都有真才實學,也有個別的妖蛾子。譬如我們的一個女同學就把一個據說對存在主義深有研究的人請來。這人留著披肩長發,據說是男性。這伙計一進教室就蹦到講臺上坐著,開始講存在主義。他講了半天也沒講明白什么是存在主義,講到后半截身體就在講臺上扭來扭去。我知道這伙計累了,坐在講臺上,畢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,但要從桌子上跳下來又很丟面子。我們還請來過一個據說對氣功有研究的人,這人說他只要發起氣功來,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出天國的音樂。他果然就彈了一曲,但我們的一個對音樂有研究的同學說,他彈的是一首最初級的鋼琴練習曲。我們還請來著名的音樂指揮李德倫給我們講交響樂。李大師從三皇五帝講起,一直講到好吃午飯了才進入正題,用錄音機放曲子給我們聽。我向李大師提了一個要求,希望他能對著錄音機比劃比劃。大師冷笑道:我只會指揮樂隊,不會指揮錄音機。下課后,同學們有的罵我,自的嘲笑我,當時我還不服氣,嫌人家李德倫架子大?,F在想起來,真是愚蠢,我怎么可以讓人家那么大的一個指揮家指揮錄音機呢?

 

從軍藝畢業后,過了兩年,我又混進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。當時是想去學點英語,學點理論,爭取做一個“學者”型的作家。但到了那里之后,才發現學英語和學理論都不容易,正好趕上了學生運動,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課了?,F在想起來,當然又很后悔,尤其是出了國門,看到那些美麗的小洋妞嘰嘰咕咕地講話而我一句也聽不明白時。

 

現在,我有正兒八經的碩士學位證書,填表時也無恥地填上研究生學歷,但我自己心里清楚,其實并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。真正地上大學,就應該像我的大哥那樣,從小學到中學,一步步地考上去。我雖然擁有國家承認的研究生學歷,畢竟還是野狐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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